印章本身的材质、印钮、印文、薄意包含了绘画、书法、金石篆刻、雕刻等多种艺术样式，其艺术价值自不在话下。但我们平时总将其称之为“闲章”，因为在艺术大师眼里，印章虽融各类艺术于一身，但与绘画、书法相比，只是书画的点缀和配角。
    然而，71岁开始学习篆刻的李岚清却表示，过去，印章都充当“绿叶”的角色，继而成为独立的印学艺术，他试图把篆刻的地位再提高一点，让它当一次主角，让其他文化艺术来给它当一次配角。于是，李岚清在《原来篆刻这么有趣》中透露，其实每一方印的背后都有一个动机、一种理念，有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甚至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随着科技的发展，印章对书画而言绝非是陪衬的角色。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兼鉴定与收藏研究室主任童衍方表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凭借对于印章的认识来识别书画的真伪。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研究员傅申通过幻灯印证印章是否同套等来判定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怀素《自叙帖》是否真迹或摹本；而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书画大家、鉴定家谢稚柳更是通过一方印章确定了王羲之《上虞帖》为唐代摹本的说法，使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玉石之外别有洞天
    篆刻的前身是古代的玺印，自元代文人赵孟兆页等继承古玺印的艺术传统开始自己篆印，王冕用花乳石试刻，这才出现了文人篆刻。童衍方介绍：“古玺印是以金属为主要印材，而文人为了自己把握篆刻，故而选择了易于刻印的青田、寿山等，石质材料逐渐取代了金属印材，成为兴起文人篆刻、提高篆刻艺术水平的发展因素。”
    如今很多人认识印章、收藏印章，更多地是从青田、寿山等印材上去下功夫，往往将篆刻本身抛之脑后。记者多次在艺术品鉴定处看到，藏家怀揣几方印章前来，上来就问：“帮忙看看这是不是荔枝冻啊？”而收藏一方方光秃秃、没有篆刻的印章者不在少数———与其说是收藏印章，不如说是捂着石头等升值。
    其实，除了大家熟悉的青田、寿山、昌化、巴林石外，诸如象牙、龙骨等材质的印章也同样非常珍贵。“民国至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水晶印章就被视为身价的体现，由于硬度高，其润笔费比石章还高出一二倍；而篆刻家方介堪为张大千所刻一方象牙印章‘潇湘画楼’更在去年拍场上拍出了99万元的天价。”西泠印社社员袁慧敏介绍，“最近几年，陶瓷印的创作也颇有蔚然成风之势，因为创作者可以在印面上不断探索，通过篆法、章法和刀法的实践催生新的风格和流派。”
    “乐志”走向“石言志”
    在西泠印社举办的“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活动中，涌现出不少中青年篆刻人才，但是，童衍方指出，在看到篆刻好苗子的同时，也发现现在篆刻者存在的通病，“他们往往更注重自我发挥，对传统本身关注少了些。”
    九十高龄的篆刻家、评论家叶一苇则进一步指出，篆刻比赛往往注重艺术形式，认为篆刻艺术是一种“视觉艺术”，只要有形式上的强烈冲击感就算达到了艺术要求，“刻什么”可以不管，只要“怎样刻”就行，“结果，形式的创新是与众不同了，可艺术的内涵很单薄，甚至苍白贫乏”。
    针对这样的问题，童衍方提出篆刻者应该从印章本身出发，多学习秦汉印和最新出土的金文、篆刻文字。他表示：“李岚清虽自称‘另类篆刻’，但仔细去看那些印章，其实他对传统研究得是相当深的。”叶一苇更是对李岚清提出的“石言志”倍加推崇，“长期以来，篆刻家只说是‘乐志’或寄托‘志趣’，而明确提出‘石言志’，这是第一次。”
    李岚清的《原来篆刻这么有趣》一书在叶一苇看来就是“石言志”的范例，“篆刻的‘石言志’具有特殊性，因为它不可能像写文章那样下笔千言，而是‘约千言于数字’的‘印语’，要求精练、鲜活，使人欣赏之余回味无穷。因此，在作品展示上也要求有相应的形式，同时对篆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熟练掌握篆字的书写能力，还要具有相当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石言志’也促进了篆刻家提高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