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业迅速兴起的背后，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调查以及调查的范围，绝不仅仅是在人们传统印象中单纯对‘二奶’、‘二爷’这类婚姻忠贞问题的调查，这类调查其实只占到了整个调查行业业务含量的3%左右，而且也只是调查最初级的业务。实际上，调查所涉猎的范围是非常广泛而重要的。比如经济欺诈、反倾销、打假等。”付树民先生说。
    首次来到中国的卡勒士迪先生也发出类似的感叹，“中国调查业的市场太庞大了。”
    据来自“中国侦探网”的相关数据：“目前，融入国际经济圈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调查业潜在市场，据国家工商局及商务部统计，中国每年的经济合同为40亿份，履约率不足30%。中国每年外贸企业应收账款损失近100亿元。中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直接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
    “这些合同和债务可能最终都需要调查业来解决。”付说，“因为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精力毕竟有限……”
    “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
    不管是从社会学角度还是市场经济角度来看，不难发现，中国调查业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涉及一个敏感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系康树华教授认为，中国调查业实际上是在整个社会“公力救济”绵薄的基础上而兴起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徐立根讲述了一个案例:浙江某民营企业会计携公司500万元公款潜逃，老板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察，布置警力追捕嫌疑人。但半个月后，由于没有线索，案件就被搁浅。对公安机关来说，每天都在面对各式各样繁多的案件，这桩携款潜逃案必须在更大的案子面前让路。但对于这家小型民营企业来说，足以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在老板的一再哀求下，碍于警力的有限性，公安机关的态度只能是，“要么等着，要么你就自己去找吧”。
    “另外还有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家里忽然间少了个人，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再大不过的事情了，但公安机关每年能派出多少警力去侦破这类案件？能让几个被害人回到自己的家庭过正常的生活？”康教授补充。
    在以前的超稳定社会形态下，国家职能部门是能够左右局势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转型，国家机构发现它们要应对的新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处理。
    “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弱势群体，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让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相关职能部门身上，当这种全权信任的寄托由于种种原因破灭之后，势必将会产生一种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积蓄后爆发出来，或是发泄在犯罪分子身上，或是发泄在处理事件的国家职能部门身上。这两者对社会稳定来说，是极为危险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对《瞭望东方》说。
    私人调查行业在诞生的一刹那间，就决定了它将站在弱势的个人这一边，它用商业的方式很好地弥补了政府和个人之间的“感情裂缝”。
    “看待一个行业，不能单纯地看它做了什么，产生了什么。而是首先应当看社会对这个行业是不是具有需求，这个行业能否满足社会的需求，以及对社会是否有益或是对社会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康树华教授说。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调查业的兴起是对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挑战，是国家相关职能部门无能无力的一种标志。而且，这个行业的暴利现象必将受到相关部门的严厉打击。因为众所周知，作为具有垄断性的国家公、检、法系统虽然有特殊的权力，但在经济上必须与当事人保持相当远的一段距离。而私人调查，虽然在种种困难中想方设法地开展业务，但收入却颇为丰厚。据有关人士透露，一个最初级的专查“二奶”案件的调查员，一个月的薪水至少也有2万-3万。
    对此，常建军律师认为，“私人调查作为私力救济的手段，它与公力救济在现代社会中不应该是完全对立的。公力保护是私力保护的前提和基础，私力保护是公力保护的补充和完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行为法学学会会长、宪法专家李步云教授也认为“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不存在矛盾。“‘私力’只能是对‘公力’的一种补充，它的功能是找证据，最终能不能用，能不能成为呈堂正供，还必须由‘公力’来决定。”
    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上，来自国外的调查机构以及私家侦探分别介绍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条文。同时，一份名为“中国调查员联盟规则”和一个“调查员培训计划”初露面容。与会的大多数代表也表示，非常希望政府机构能早日制订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规范这个行业的有序成长，使调查业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向高级化发展的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