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9日，北京市销毁非法音像制品5万多盘（张）。新华社记者唐召明摄
    1995年2月26日，中美双方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协议。图右为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图左为美国贸易副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姜颖，北京一中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助理。原本就读机械专业的她，没想到自己会进入这样个特殊领域。
    她说，这个庭的前身是北京中院知识产权庭。
    1993年8 月，北京高院中院在中国率先成立知识产权庭。
    “它们的成立和改革开放休戚相关。”姜颖说。
    北大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张平和姜颖意见一致，他曾被该庭聘为专家陪审员。
    张平说，知识产权概念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而诞生的。“而知识产权庭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入专业化、法制化的时代。”
    一中院副院长宿迟表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的今天，知识产权在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及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及增长中将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已不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已演化为贸易问题，甚至是国家间的政治、外交问题。
    改革初期赤裸裸抄袭
    在张平记忆中，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存在着很多赤裸裸的抄袭。许多图书拿来排印后直接出版，商品标志也被商家按原样复制假冒。
    “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前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张平说，只有市场经济制度出现后，社会才需要知识产权制度。
    国家版权局原副局长沈仁干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特别怀念和胡耀邦，为知识分子正名，胡耀邦为版权法开道。1979年4 月21日，国家版权局向国务院呈上报告，要求建立版权机构、制定版权法。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耿飚请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批示，胡耀邦批示：“同意报告。请你们尽快着手，组织班子，草拟版权法。”
    随后，1983年《商标法》颁布，1985年《专利法》颁布，知识产权才开始以法律的概念为社会所认知。
    “当时我还在读中学，真不清楚什么是知识产权。”姜颖说。
    姜颖是在大学毕业后才接触到知识产权概念。那时，姜颖遇到一个考双学士学位的机会，她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的知识产权专业。
    “一来觉得，知识产权是个新领域，会有大发展；二来可以和自己的机械专业相结合。”姜颖说，当时报考这个专业的学生相当多。
    让姜颖感到幸运的是，她获得考双学士学位之际，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也进入一个转折点。
    在姜颖毕业前的1 年，也就是1993年，北京市高级、中级法院率先成立知识产权庭在成立。
    进入北京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当书记员的姜颖后来才知道，成立这样一个专业的审判庭有两个历史背景。
    一个是，1991年《著作权法》颁布后，知识产权纠纷案日益增多。第二个原因是，中美当时正进行知识产权谈判，国外指责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中国在增加保护的力度。
    “这个庭成立后，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开始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标志着专业化审判的开端。”姜颖说。
    “赚了100 元，赔了1 万元”
    进入知识产权庭工作后，姜颖了解到，该庭一开始接到的案子数量很少，成立半年后，只审理了125 个案件，整个社会对知识产权的概念还是认识模糊。
    “但法庭受理了一个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的商标侵权案，却在当时的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姜颖说。
    那是在1993年，北京巴黎大磨坊食品公司发现“太阳城”商场在销售他们公司的面包，而几个月前，他们公司就未向该商场提供面包。
    经调查发现，“太阳城”商场在被停止供货后，向别家公司定制了相同的面包，用“大磨坊”的商标出售。
    姜颖说，现在看来这是起很明显的商标侵权，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但是“太阳城”商场并不同意原告的赔偿要求。
    而“太阳城”商场拒绝赔付的理由，至今都让姜颖记忆犹新。
    被告太阳城商场称，大磨坊公司所供面包是散装的，每个面包上并没有商标，太阳城商场并未侵权。大磨坊公司所提赔偿损失数额没有明确证据；不同意大磨坊公司的诉讼请求。
    最后法院判处，太阳城商场赔偿1.4 万多元。
    “而商场卖面包获利只有100 多元。”姜颖说，此案因太阳城商场“赚了100元，赔了1 万元”
    而轰动京城，许多商家由此而明白了“知识产权值钱”的道理。
    姜颖说，这个审判庭在成立后的半年里，受理的案件中，有10宗涉及海外和港澳，其中包括“王码优化五笔字型”专利侵权案。
    有的案件争议数额十分巨大，有一桩商标侵权案的争议数额高达1700万元。
    专家协助法官判案
    工作一段时间后，姜颖很快发现审理知识产权案的艰难。它涉及很多专业领域，有药品专利、图书版权、通讯物理。这些专业知识对判案的法官而言，都是一座座不容易逾越的高山。
    从1995年开始，知识产权庭开始从高校、国家专利局等国家单位，找专家做陪审。姜颖说，专家陪审员来自各个领域，他们解决案件中的技术问题，法官解决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双方互相弥补，相得益彰。
    张平，北大知识产权学院博导，在1996年，被北京市中院聘请为陪审员。张平记得，当初参与审理一著作权案时，确实为法官提供了自己的专业知识。
    1996年，吕叔湘等多名语言学家起诉《新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者，认为编纂者解释词条时抄袭了他们的解释和例句。
    而词典编纂者认为自己不是抄袭，而是借鉴。他认为词典之间的借鉴相当正常，属于正当的使用，没有侵权。
    张平认为，词条解释的完全一样，甚至例句也一样是不可能的。她的意见被法官采纳。
    姜颖还发现，随着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知识产权中侵权的手段越来越多样。
    比如图书从最开始的盗版盗印，到后来的抄袭一部分，看上去有些形似，但表达方式不一样。姜颖说，郭敬明案很典型，抄袭者把别人已有作品的精华部分，例如人物关系，情节设计抄下来，再重新写。
    “还有一种现象，有人盗版软件后再对之加密，以阻止侵权行为被发现。”姜颖说。
    姜颖介绍，广州一家音响公司盗版了新加坡百灵达公司的音响软后，对软件加密。但后来新加坡公司通过其他手段还是启动了软件，发现了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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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来源：新华社 信息整理编辑：小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