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我们端不稳自己的饭碗，就会受制于人。”当前，气候变化引发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加快，导致的灾害范围不断扩大，造成的灾害程度不断加深；国际政治形势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局部战争导致全球和平发展处于危机之下；始于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难以彻底控制，由此对全球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影响。上述因素相互叠加，对我国粮食生产造成巨大的潜在危机。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对粮食主产区而言，不仅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而且对缓解全球粮食安全态势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统计数据表明，2020年全国粮食产量为66949.2万吨，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七连丰”。其中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为52597.5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8.5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国范围内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安全农产品的需求也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旋律，由此倒逼农业发展必须实施绿色转型，提高绿色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在此背景下，实现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深入剖析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困境，提出相应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清新的空气、洁净的饮水以及优质安全的食物等需求，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旋律。这一主要矛盾在农业生产领域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安全农产品需求与农业生态产品供给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为此，迫切需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学术界对农业绿色发展概念的界定、核心，到农业绿色发展的路径及对策开展了相关研究。一般认为，农业绿色发展是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以资源利用节约高效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保育为根本要求，以环境友好为内在属性，以绿色产品供给有力为重要目标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新模式。农业生产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由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及关键是水土资源的保护，特别是水土资源质量的保护，这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本。也有学者认为，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土壤健康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石。事实上，资源利用对农业绿色发展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合理控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水平和耕地质量，更有利于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要在理解绿色发展内涵的基础上，着力培育全社会的绿色发展理念，处理好生产者、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等行为主体理念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农业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一项艰巨任务，对全面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双碳”目标的提出，为农业绿色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新发展阶段，实现农业绿色发展，需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健康引领的理念，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全面提高绿色供给能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十四五”时期，农业绿色发展应以绿色发展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抓落实提高政策实效；不断深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向绿色生态方向改革。事实上，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经历了从聚焦粮食增产到注重农产品质量提升、再到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逐步实现了经济性、安全性和低碳性的体系化整合。新发展阶段，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应坚持底线思维，构建源头管控、产地环境监控、产业准入严控。针对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面源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形势，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特别是应完善农业绿色发展财政扶持政策体系。 针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对粮食主产区而言，粮食生产安全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体现在其粮食生产的数量、质量、结构、生态安全和风险防控上。近些年来，毋庸置疑的是，粮食主产区产量连年增长的背后是巨大的生态代价。研究表明，2001—2017年粮食主产区耕地压力总体呈下降态势，但2017年13个粮食主产区中仍有8个处于或高于临界压力区，种植结构、农民收入是耕地压力的主要驱动因子，但不同地区引起耕地压力变化的原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对耕地保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粮食主产区普遍存在耕地质量下降趋势，粮食生产安全受到一定影响，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构成威胁。近些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粮食主产区也出现了耕地撂荒现象，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安全。有研究表明，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率约为5.85%，粮食损失比例达4.69%。耕地保护是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的基础。粮食主产区的生态安全对保障粮食产量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主要任务是用可持续且更有效的粮食生产技术替代不可持续的低成本的粮食生产技术，用农林、农牧复合经营替代单一的粮食生产经营，并构建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此，应积极扩大休耕规模和范围，正式建立目标多元化、模式多样化和实施常态化的耕地休耕制度，根据不同种植模式和轮作休耕制度安排，制定轮作休耕补助政策，确保补贴政策执行到位，增加农民收益以及获得感。同时，要建立监测评估机制及轮作休耕绩效考核办法，借助信息化技术，健全耕地质量监测网络，适时开展动态监测，强化耕地轮作休耕的过程监管和成效考评，为耕作休耕补贴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农业生产是全球碳排放的第二大来源。粮食主产区政策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政策之一，在实现粮食产量长期稳定增长的同时，能够有效地减少农业碳排放总量，降低农业碳排放密度和强度，其作用效果分别为10.74%、10.35%和15.27%。因此，从长期来看，需普及推广绿色生产技术，降低粮食生产对化学投入品等的依赖，逐步向低碳的生产模式转变。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种植业领域总体呈现“高碳—低效益”特征，而畜牧业领域却表现出“低碳—高效益”特征。“双碳”目标的提出倒逼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从产前绿色投入品开发使用，到产中绿色技术模式的创新，到产后农业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全链条实现面源污染物流量的减少，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上述文献从不同侧面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进行了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本文拟基于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概况的分析，剖析实现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中的问题，探索实现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实现路径。 二、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概况及问题剖析 系统梳理2012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发现，2012年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转变、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起始之年，针对这些问题的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案也体现在随后历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中。基于这个考虑，本部分的数据分析以2012年为基准点。 （一）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的总体情况 众所周知，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农业绿色发展将会引领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方向。2020年，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为88070千公顷，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75.42%；其中，稻谷播种面积22496千公顷，占全国稻谷播种面积的74.80%；小麦播种面积为19191千公顷，占全国小麦播种面积的82.08%；玉米播种面积为32165千公顷，占全国玉米播种面积的77.95%。从粮食产量来看，2020年全国粮食产量为66949.2万吨，13个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为52597.5万吨，占78.56%。其中，稻谷产量为16348.7万吨，占全国的77.17%；小麦产量为11618.2万吨，占全国的86.54%；玉米产量为20738.2万吨，占全国的79.56%。表1是2012—2020年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主要指标占全国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依然以投入要素为基础来实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趋于脱钩的方向。 （二）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中要素投入情况分析 事实上，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综合生产能力的实现以及持续保持，依然是建立在各种要素的投入基础之上。本文重点对粮食主产区的耕地、水资源、化肥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分析在区域层面、省级层面上展开。 1.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中的耕地资源情况 正如上面所提出的，耕地是粮食生产最基本的载体。由于当前耕地面积数据公布的滞后性，分析所用的2013—2017年耕地数据为自然资源部当年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2019年数据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粮食主产区耕地面积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从2013年的89102.8千公顷下降到2017年的88934千公顷，减少了168.8千公顷，下降0.19%，呈现出逐渐下降态势；但从2017年到2019年耕地面积则出现了“断崖式”下降，减少了1568.1千公顷，下降1.76%。从13个粮食主产区来看，耕地变化也存在着空间异质性，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4省区，耕地面积是增加的，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2省区，2019年耕地面积分别为11496.5千公顷、17195.4千公顷，与2013年相比，分别增加了2297.5千公顷、1331.3千公顷，分别增加24.98%、8.39%；其他9个省的耕地面积都在减少，其中四川省减少的幅度最大，达到了1507.6千公顷，减少22.39%。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的原因可能包括如下方面：一是城镇化、工业化对耕地的占用，特别是优质耕地的占用；二是支线机场、高铁、高速公路等国家重大项目工程建设对耕地的占用。 表2是2012年以来粮食主产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率。从中可以看出，2013—2016年期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总体上呈现出增加的态势，这与2012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战略部署具有很大的关系。2016年粮食播种面积比2015年只增加了0.40%，当年玉米种植面积下降了2.44%；此后连续3年播种面积都持续减少。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基于对粮食品种的供需矛盾，各地主动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适当调减玉米种植面积，采取“玉米改大豆”“粮改饲”“粮改油”等措施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直到2020年，粮食播种面积才有所增加，主要来源于稻谷播种面积的增加，小麦、玉米播种面积仍处于下降态势。 2.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用水量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设施也得到有效改善，特别是近些年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关注，有效灌溉面积持续增加。从表3可以看出，从2012年到2020年间，粮食主产区有效灌溉面积增加了1618千公顷，增长3.71%；同期，农业用水量则有所减少，减少量为130亿立方米，减少6.09%。从单位有效灌溉面积拥有的农业用水量来看，下降幅度较大，为462立方米/公顷，下降9.44%。农业用水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稍低1%，2020年与2012年相比，粮食主产区农业用水比例下降了1.5%。上述农业用水量减少的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水资源越来越多地配置到工业、城镇生活等非农产业，农业用水得不到有效满足；二是一些节水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得到推广应用，提高了用水效率，减少了用水量；三是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从耗水农作物调整为旱作农作物，从而节约了灌溉用水，导致农业用水量的下降。 3.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情况分析 无可否认，化肥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面源污染。据相关资料，2020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40.2%，比2015年提高了5%。众所周知，2015年农业部制定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此后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在省级层面，化肥施用量都到达了“拐点”并实现了递减。表4中的数据也验证了上述判断。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在2015年之前基本上都处于递增态势。此后，实现了逐渐递减。具体来讲，与2012年相比，2020年化肥施用量减少了445.07万吨，减少11.31%。在13个粮食主产区中，到2020年依然有内蒙古、吉林2省区化肥施用量还高于2012年的水平，增长率分别为9.87%、8.98%；其他11个省化肥施用量均在上述变化规律下，实现了不同程度的递减。特别是江西省、山东省、湖北省，2020年与2012年相比，化肥施用量减少的比例分别高达22.97%、20.03%、24.68%。 从单位粮食播种面积施肥强度来看，粮食主产区呈现出明显的递减态势。从2012年的468.3千克/公顷，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396.4千克/公顷，减少幅度为71.90千克/公顷，减少15.36%。出现这种情况与农业农村部推广的测土配方肥具有重要关系。 （三）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况 进入新阶段，特别是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粮食主产区也注重了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认证工作，并建立了相应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基地，为农业绿色发展奠定了基础。 1.粮食主产区绿色食品认证情况 根据2020年《绿色食品统计年报》的数据，截至2020年年底，粮食主产区有效用标绿色食品单位有12300家，占全国的63.67%；产品数为27867个，占全国的65.21%。从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情况来看，粮食主产区有569个基地，占全国的76.68%；基地面积为14629.6万亩，占全国的85.74%（见表5）。13个粮食主产区之间在原料标准化基地建设方面，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从每个省区相应数量占粮食主产区的比例看，无论是基地个数还是基地面积，黑龙江省都居于第一位，基地数占比为26.36%，基地面积占比为42.89%。基地个数占比处于第2、3位的分别是四川省、江苏省，分别为11.95%、11.25%；基地面积占比处于第2、3位的分别是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分别为11.76%、11.47%； 2.粮食主产区有机食品认证情况 根据《2020年有机食品统计数据》，粮食主产区有697家单位发展有机食品，占全国的56.76%；有机产品数量为2536个，占全国的56.78%；认证面积为850.9万亩，占全国的14.49%（见表6）。这些数据表明，粮食主产区有机食品发展的数量多、规模小，难以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无论是发展有机食品的单位，还是涉及的产品及认证面积，13个省区也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从每个省区发展有机食品单位所占比例看，处于前三位的分别是黑龙江省（18.94%）、湖北省（11.48%）、湖南省（11.05%）；从有机食品的个数所占比例来看，处于前三位的分别是黑龙江省（32.69%）、湖南省（10.57%）、内蒙古自治区（9.07%）；从认证面积所占比例来看，处于前三位的分别是四川省（39.69%）、黑龙江省（27.34%）、内蒙古自治区（8.87%）。 三、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对粮食主产区而言，实现农业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足量、优质的水土资源提供基础，需要不同主体的广泛参与，需要重大科技创新的支撑，需要适宜的实现模式，更需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政策制度提供保障，这里重点分析生产资源保护、生产环境改善及农民收益实现等关键问题。 （一）农业生产资源的保护 农业生产最基本的投入要素是耕地、水资源，耕地、水资源的数量决定着农产品的数量，但耕地土壤、灌溉用水的水质则决定着农产品的质量。同时，农业生产中的面源污染，一方面影响农产品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影响耕地土壤及地下水体的质量。这是粮食主产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提，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 相比于其他产业，农业是弱质产业；相比于其他作物，粮食种植效益较低。在此情况之下，粮食主产区一方面要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另一方面也要保障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民收入的增加。对基层而言，经济收益在决策层面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关注。由此，新发展阶段不同利益主体行为可能会导致耕地的“非粮化”与产业发展导致耕地的“非粮化”等现象的共存并相互叠加；再加上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短期内又难以实现预期目标。这些因素都将影响粮食安全。同时，国家基于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更多地关注如何提升粮食产量。为此，需要关注耕地与水资源的匹配问题，如果处理不妥，将会引发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反过来又会影响农业绿色发展。 （二）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 水土生态环境系统是否健康，直接影响农业绿色发展能否顺利实现。农业生产环境除了受工业企业、城乡生活污染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来自农业生产自身导致的面源污染。在粮食主产区的调研发现，当前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户或者其他经营主体，为了节约劳动力投入，在夏收之后往往使用大剂量的除草剂，这样可以省去秋季作物生长季节的田间管理，但此过程会影响耕地土壤或者地下水，长期沉淀之后则会造成一定的污染，使农业生产环境的质量下降。调研还发现，当前农资零售商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的农技推广部门，成为农业生产新技术、新品种、农资等的推广主体。在此过程中，零售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自然以推广利润空间最大的品种为主。同时，农药的使用方式基本上依靠供应商的说明，而不认真阅读农药使用说明，那么农药使用剂量、方式、次数、时间等往往会与说明书不一致，无法保证农药使用的科学性，进而导致农药残留。化肥是粮食的“粮食”，对粮食的贡献率高达50%。因此，化肥对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对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大局至关重要。新发展阶段，粮食主产区从事粮食生产或者其他作物种植，依然需要依靠一定量的化肥投入。要减化肥施用量少，需要切实因地制宜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将其真正落实到田间地块，不能仅仅停留在试验田内。因此，粮食主产区在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应高度关注化肥农药导致的面源污染防治问题，提高农业绿色发展的质量。 （三）农业生产主体收益的实现 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让农民种粮有收益，国家粮食安全才能有保障。从当前种粮成本及粮食价格来看，农民通过种粮难以实现合理收益，更不可能靠种粮致富。受国家政策、种粮收益以及农民进城务工等多因素影响，一些地方普遍出现了耕地多年撂荒、全年撂荒、季节性撂荒、粗放经营的隐性撂荒等现象。诚然，规模化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河南、山东、河北、安徽四省调查显示，土地流转“非粮化率”平均程度达61.1%，且流转规模越大，非粮化倾向越明显。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民收益，这只是一厢情愿，没有系统考虑实践中的现实难度。在国家提高粮食价格相关政策还没有出台之时，国内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价格就已经开始上涨，而且涨速快于粮价涨速，农民种粮的收益空间不但没有增加，甚至还出现压缩现象，侵蚀农民种粮收益，降低农民种粮积极性。因此，要想长期稳定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的信心，激发粮食生产内生动力，确保粮食稳产增产目标的实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农民的收益空间。 四、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 新发展阶段，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风险更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更艰巨。在此背景下，粮食主产区一方面应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确保区域粮食生产安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种粮农民的收入，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一）以创新理念引领农业绿色发展的方向 长期以来，粮食主产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也失去了很多机会。新发展阶段，气候变化、国际不稳定因素、俄乌冲突，以及仍在持续中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使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粮食主产区应从国家战略高度，承担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历史责任。同时，国内消费市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粮食主产区也有义务通过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充足的优质安全的生态农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此，对粮食主产区而言，需要进一步创新理念，以符合新发展阶段特点的理念，引领农业绿色发展的方向。一是牢牢坚持粮食安全的底线思维。“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粮食主产区应时刻将粮食安全底线思维作为任何工作的前提，这是历史赋予的政治担当、责任担当、时代担当，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基层领导，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生命线，将其做得更稳固、更持久。二是牢牢坚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底线思维。当前，消费者的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非常关注，这是直接影响消费者健康的关键。为此，粮食主产区基层决策者、技术人员、生产经营主体等农业生产主体，应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为根本，为消费者提供充足的生态农产品，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二）以保护水土夯实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 对粮食主产区而言，从事粮食生产最基本的资源基础是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受到一定的威胁，越来越多的优质水资源被配置到城镇生活、工业企业等非农产业中，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受到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众所周知，耕地面积、水资源量影响农业生产的产出，但二者的质量则直接决定着粮食等农产品的质量安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为此，一是要严格耕地的“非农化”。对粮食主产区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严格控制城镇化和工业化对优质耕地的占用，避免耕地的“非农化”，为粮食生产保留一定的耕地面积。同时，要禁止基本农田“非粮化”，确保良田粮用。特别是对东北地区而言，一定要守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切实发挥其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作用。此外，针对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污染问题，应采取农艺、生态相结合的措施加以修复，改善耕地土壤质量，提升耕地土壤系统健康水平。二是确保农业绿色发展中优质水资源的供应。水资源是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又一种重要资源。当前，水资源稀缺性日益增加，新发展阶段随着粮食播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种植结构的调整，粮食生产对水资源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加。为此，必须充分考虑粮食主产区水资源禀赋，以此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确保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同时，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制度，一方面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另一方面因地制宜选择农业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三）以防治污染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的质量 从前面的分析看出，粮食主产区在农业生产中也是依靠化肥、农药等投入品，实现了高产并保持可持续性。与全国一样，化肥、农药的综合利用率不高，再加上农业废弃物，由此形成农业生产中的面源污染，其后果一方面是影响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对土壤及地下水体造成污染，使农业绿色发展遇到瓶颈。要改善农业生产环境质量，提升农业生产系统健康水平，迫切需要从投入品着手，提高其利用效率，减少由此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为此，一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减少化肥投入量，同时提高化肥使用率。要实现粮食主产区化肥的减量增效，应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省区内一定面积耕地的土壤检测分析结果，以及作物种植情况，提出精准的配方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效果评价，以更好地推广。二是科学使用农药，提高农药的综合使用率。粮食主产区基于粮食等农产品质量的保护，可以选择生物农药，更普遍的还是注重科学使用农药，减少农药残留。在农作物疫情防控方式上，开展统防统治并逐步提高覆盖范围，同时提升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技术覆盖率，提高防治效果，减少农药使用量。三是防治农业废弃物带来的二次污染。粮食主产区政府、农资生产企业、环保企业、农业生产主体作为利益相关者，应科学布局相应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处理企业，并配以有效的机制，进而畅通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链条，对农药包装物、废弃农膜进行资源化利用，减少由此导致的二次污染。 （四）以强化设施提升农业生产系统的能力 对粮食主产区而言，提升农业生产系统的能力包括两个层面，即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此，一是完善农田水利设施体系。2021年秋季发生在河南、山东、安徽的强降雨，给粮食主产区敲响了警钟。粮食主产区在完善农田水利设施中，既要注重灌溉设施的建设，也要注重排涝设施的建设，实现旱能灌、涝能排，确保农业生产不受灾，提高农业生产系统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二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粮食主产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应以改善耕地土壤肥力，提高耕地土地生产力为目标，切实实现高产。 （五）以完善制度保障农业生产主体的收益 对粮食主产区而言，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国家将粮食生产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粮食种植主体的收益难以保障，种粮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要实现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目标与农户层面收益增长目标的有效统一，必须对粮食主产区进行补偿。尽管在政策文件中多次提到对粮食主产区进行生态补偿，但依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为此，一是开展纵向的生态补偿。根据粮食主产区提供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确定补偿范围及补偿标准。特别是，补偿标准的确定需要充分考虑粮食主产区从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农资等生产成本以及收益，这是补偿的底线。如果补偿标准远远低于上述成本，就难以保持或者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在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基础上，探索设立生态产品保护补偿专项资金，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补偿方案。二是实施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根据粮食主产区向其他主销区的省份提供的粮食等农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以及上述的补偿标准，由主销区向粮食主产区实施补偿。三是对农资价格实施管控，确保种粮农民的合理收益。围绕着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成本，对农资价格实施管控，在此基础上，提高粮食价格，使得农民种粮的收益空间扩大，增加农民收入，助力实现共同富裕。